新中国七十年代,是个不平凡的年代。
几位伟人的先后离世,改革浪潮的滚滚袭来,都是在那几年发生的,人们经历着贫穷、改变贫穷;改革、改革开放;希望、未知的迷茫……
东北的冬天,乡下,寒冷至极,皑皑的白雪,把一个小小的村庄完全覆盖,大雪足有半尺深,踩在脚下“咯吱咯吱”的响,在阳光的照射下,两排房舍像蘑菇头一样静卧着,虽然都是土坯房,但还算整齐。村上有20多户的人家,大部分都是田姓人家,所以这个村庄就叫“田家粉房”,听老人们讲:祖辈们都是闯关东逃荒过来的。
村子的中间有个大坑,很大,直径有100米,深冬的季节,坑里的水已冻得结实,孩子们都在冰上玩耍、打冰猴,用鞭子猛抽,冰猴在冰面上飞速的旋转;有的坐着自家做的小爬犁,从坑面上滑下,嗖嗖的飞出去很远,到下面就可能人仰马翻,但也不会摔坏,乡下的孩子皮实,磕一下碰一下都没事,跛棱盖卡秃噜皮是常有的事,男孩子一般不会哭,女孩子多数会哭着喊着妈回家了。
大坑的边上有两棵柳树,显然有很多年了,树干得两个人能环抱住,在一颗树的枝桠上,挂着一个铁件,用洋条丝缠着垂下来,这是夏天生产队上地干活时用来敲的钟,老人们说:田家粉房是林家大队的第五小队,生产队就在大坑的前面,几间整齐的房子,连排的,有个大院子,院子边上有几个苞米楼子,旁边有高高的扎得很结实的苞米杆垛,连着好几个,再旁边就是很大的空场,已经是马用磨石压过的一个大圈,面很结实,这就是“场院”,是秋天打黄豆用的,把收割回来的黄豆在“场院”上平铺好,一个人站在场中央,把马栓好磨石一圈一圈的碾压,有时用两匹马,但马的屁股后一定得放上马粪包,防止他在碾压的过程中有便,直接便到黄豆上,牲口毕竟不是人类。打好的黄豆梗码摞到一起,用四齿叉子一层一层码好,放到“场院”的边上,这个地方也是孩子们玩耍的好地方,或三三两两,或三五成群在豆垛上嬉笑打闹,或翻腾跳跃,像蹦弹簧床一样的跳跃。
推开门,一口大锅在门的左侧,正呼呼冒着热气,大锅足有3米宽,用两扇带把的木头板盖着,圆圆的,正好盖住大锅,锅里正烀着土豆,满屋子飘着土豆的土腥气味,这就是农村的大锅饭,全村的人偶尔坐在一起吃饭。那时候,各家各户也有了自己的小灶。
再往里走,进入了另一个房间,靠着后山墙的边上放着几个大圆桌,桌子旁堆放着一排长条四腿的凳子。后山墙上并排挂着2个大镜框、大挂画,中间的是毛主席的大大的照片,很是显眼。毛主席端正、慈祥。旁边是周恩来的大挂画。
村子的大坑后面,就是村子通往外面的一条路,我的家就在大坑的过道后面,算是村子的中间位置,两间土坯房,面是朝南的,前面是用土坯垒的一个不算大的园子,房子是两间,一进门也是大锅,再进去的一个房间是爷爷奶奶的,里面的是爸爸妈妈我们一家人的房间,每个房间都是一铺大炕,爷爷奶奶的房间,后山墙排着两个大柜,都是那种人工漆画的那种,靠里面的一个柜子,比较崭新,一把大锁锁得严严实实。
爷爷是个大瘦高个,白胡须,除了去生产队干活外,平时都是给四里八乡的人端胳膊腿,乡邻们有崴胳膊崴脚的、骨折的都来找我爷爷,爷爷每每都是崴的给端好,骨折的给摆正,架上竹板,最后开上我家祖传的“红伤药“,多数都是在百余天就能下床了,而且,治疗都是免费的,只是收一点点的药钱,所以,爷爷在十里八村是很有名的。
奶奶是个小脚女人,经常穿着抿襟的黑布衫,大长烟袋不离手,是个很厉害的女人,奶奶是当家的,在家里说得算,掌管家里的钱,所以,他屋里的大柜总是锁着的,年幼的我们,很是好奇那个锁着的柜子里有什么?但一直不敢靠近,奶奶厉害,以至于妈妈都是受奶奶的气的。
74年的正月天,人们还沉浸在过年的喜庆气氛中,一清早,母亲挺着大肚子还在做饭,往灶坑里添着柴火,晚上6点多的时候,母亲感觉到坚持不住了,要生,就叫上父亲,爷爷、父亲赶紧在生产队上借来马车,多拿了很多被褥就把母亲拉到了县城的医院里,7点多的时候,我出生的,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农村家庭里。
父亲是个木匠,大部分时间是在外面给人家做木匠活,后来还收了一个徒弟,是亲戚四叔的儿子,高高大大的,白白净净的很是帅气,我很喜欢看到他。
我上面有3个姐姐,我的出生,给家里带来一份喜悦,毕竟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后来听奶奶说过,母亲其实在我上面生过一个男孩,可惜没出生几天就夭折了。
我们田姓的祖传范字:万时振金晓雨百化成石,我爷爷辈是范“振”,父亲辈范“金”,到我们这一辈就是范“晓”字了,爷爷没有多少文化,所以,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田晓天”,可能是希望我一飞冲天、飞黄腾达吧!平时她们都叫我“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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