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母亲去世二十周年开始，就总想写点什么，以祭奠我那已经在天堂中度过二十几年的母亲。由于诸多原因，一直是断断续续，写写停停，现在总算从内心的挣扎中，静下心来，写点文字，向天堂中的母亲问候。
我的老家在永修。
有人说，打个谜语，谜面是“江西的公路，猜一县名”，江西人都知道，那就是“永修”，当然这里也有很多调侃的味道。
中国人叫母亲都是“妈”或“妈妈”，港澳味特浓的也是叫“妈咪”，英语中的mother，也有一个“妈”的音节，我想，“妈”这个音节可能是人类新生儿落地后能够发出的第一个声音。
然而，永修人却不一样，管“妈”叫“噫”，也有叫“噫呀”的，真不知我的老祖宗是如何定下这个称呼的。也许“噫”是“姨”的变声吧，妈妈和姨妈本来就是姐妹，在称呼上相近似乎也合情合理。但永修人把“叔”叫作“jiao”，很明显是老祖宗把“叔”和“椒”弄混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也就是从我能记事开始，我就觉得母亲显得很老。与其他和我一般大小的伙伴的母亲相比，母亲也的确是年龄大一些。平子、和平的年龄都比我大，他们是我的亲侄子。母亲生我时，已经四十四岁了，能不显得老了一些么？
母亲出生在岐山邓家，没上过一天学，但她自己的名字却写得很好。
母亲一生生了七个孩子，还抱养了两个女孩，总共九个孩子，这种情况在现在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这完全是中国农村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这七个孩子当中，有六个是男孩。
有一次，我问母亲，我怎么管老二叫“细哥”？细哥就是最小的一个哥哥。因为我想，老二后边还有老三、老四，还有一个姐姐啊，我想不通。
母亲后来告诉我，其实，我大哥下面的还是个男孩，当他还是三四岁的时候，过“七月半”时受到了惊吓，后来生病没来得及治疗，或者耽误了治疗时机，抑或是没钱治疗，不幸夭折了。现在的“细哥”实际上是老三。我呢，因为最小，上面的哥哥姐姐都很疼我，而我最喜欢的是我三个姐姐中的亲姐姐，这也许是血缘关系吧，尽管另外两个姐姐都在我家长大，最终分别嫁给了大哥和三哥，但总是没有我的亲姐姐那么显得尤为亲近。因而我每天和亲姐姐在一起，像个跟屁虫似的，谁欺负我，我亲姐姐就跟谁急。我什么都跟她学，她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她怎么叫人，我也就怎么叫人。我亲姐姐排行第三，老二夭折不算在内，在我姐那儿“细哥”不就是最“细”么？男孩中老三、老四我都是跟我亲姐姐一样，都叫他们的小名。
后来，我的一个叔叔在一次吵架中，说我没有一点礼貌，也许说的就是这件事。
母亲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护着我。
有一次，因为我的调皮，弄坏了同学的一支铅笔，和同学打架打输了，哭着跑回家。我母亲什么也不问，直接跑到学校去，硬是从教室里把我那同学拉出来，要他当面向我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得欺负我。
而在家里，因为我和侄子年龄相差不大，在一起玩耍时打打闹闹也是常有的事，但每每都是我侄子挨一顿臭骂，我大嫂也挨一顿臭骂。印象最深的一次，母亲把我大嫂家的炒菜锅子都摔碎了，也是因为我和侄子打架的事。就为这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家与大哥家关系很紧张。
一个村子的人都说，母亲很霸道，当时，我很气愤，因为霸道是个不好的词，是个骂人的词，是对那些不讲道理的人说的，难道我母亲不讲道理吗？我坚决反对。现在想来，人家说的也不无道理，母亲那时的霸道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我的家乡有句老话，叫“养崽不怕丑，养到四十九”，四十几岁生下的儿子，体质不好，生性古怪，作为母亲不强一点，小孩怎么生存？
一天清晨，天还未亮。我隐隐约约听到哭声，仔细一听还是母亲的，我吓一跳，这是怎么回事，我当时想，难道出了什么大事不成？
我赶紧用脚蹬醒睡梦中的五毛，五毛是我四哥的小名，比我大四岁。
五毛告诉我，是姐姐当天出嫁，我问出嫁还哭什么，姐夫家不就在上边不到五百米的一个屋场么？五毛说这是乡俗，要是女孩出嫁，母亲不哭的话，女孩出嫁后会不幸福的。
而如今，我则认为，好不容易抚养大的女儿，一旦出嫁，母亲怎么舍得？不管远近，毕竟是别人家的人了，这是一种难以割舍的亲情的真正体现。
现在的女孩出嫁，我没看到有哪个母亲像我母亲那样哭得真实，有的甚至大笑，时代不同了，什么都变了，也不奇怪。
母亲身材高大，身高在一米六以上，因为村里没有一个比她高的，她比我父亲还要高。
母亲有力气，打起人来很痛，五毛就最怕母亲打了。老三不怕，他从小最好玩，从小就挨打，母亲打他时，就像没事一样，我躲在一边看着都害怕，一手一个手印，要是我，肯定会被打死了。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只打过我一次。
大概是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吧。不知为什么，与一起放牛的邻居女孩吵架，后来动起手来，居然把女孩的屁股上打出血来了，这下我吓得要命，我想这下可完了，从小闹事，还真没闹出女孩的血来的。
女孩父亲来告状，我母亲用没有叶子的竹条打我，手上、脚上都是一道道的血印，至今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过了好多好多年，“细哥”告诉我，那女孩正好来了例假，打架时给碰巧碰上了，你说我不就是一个倒霉蛋吗？
母亲下地干农活是一把好手。除了老三，我们其他哥几个都遗传了父亲的体格，个不高，瘦瘦的，力气小，做精细活可以，做体力活不行。
父亲因为读了几年私塾，农村合作社成立后一直在大队当会计，很少干农活。家里种菜，下地挣工分都是靠母亲，好在我懂事时，老二老三都成家了，除了大哥很早就分家外，一家近十口人，一年的工分不比人家差，加上父亲又是大队干部，家境不是最差的。
除了正常的下地做事外，母亲常常去做点其他事情。这些事情不是一般的女人可以做得到的。比如，到山里打毛栗子，要走好远好远的路，还要上岭爬山，要带上工具，往往是天没亮就出门，天黑才回家。我和五毛在家等着，等着母亲果实累累的归来。邻居大婶也有去打毛栗子的，但我没看到过她们有什么果实。
还有就是去县城那边湖里挖藕。湖干了，大片大片的地方可以去挖藕，挖出来的东西一般都是瘦瘦的，不像藕，倒像是荷根，吃起来涩味好重，半天张不开嘴。运气好时也有粗壮的，那是真藕，挖出来后往往乐得合不上嘴。
上山打毛栗子我从没去过，但去湖里挖藕我去过几回，都是跟母亲一道去的。我会帮助母亲除去一些表面的泥巴，一旦有一根又细又嫩的小藕时，母亲会马上给我生吃，湖干了也没水，只要把藕在衣服上擦两下就可以吃了，水份多，很甜很甜。这也是我愿意跟随母亲去挖藕的原因吧，尽管要走上四五个小时的路程，那时没车，路也不好走。
有一次，因为要将谷子送上楼去，一不小心，母亲从楼上摔了下来，把右手给摔断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的手虽然不痛了，但一直没有恢复至原样，这也是我小时候心灵上受到的一次很大的伤痛。
从初中二年级开始，我就一直未剪过头发，发誓考入中专后才剪去。老师多次劝告要我剪去，我没剪；母亲多次强迫我剪去，我也没剪。一直到中考以后，拿到了县一中的录取通知书后，晚上点着煤油灯，母亲逼迫老三他们几个人按住我，才把我一头长发剪去。
剪去长发，一头轻松。我来到了县一中。
县一中在新城，离家有近三十公里，我在校住宿。饭票是用大米在学校换的，一斤大米换一斤饭票。因为家里没钱，我每次都是从家里带点菜来学校，一种菜一吃就是一个星期，热天时，吃到最后菜都全变质了，但还得吃，吃变质的总比吃光饭好。
送至学校的大米，几乎每次都是母亲担过来的。六十多岁的人，要走六十多里路，还要担上六十多斤重的担子来到学校，闭上眼睛一想，我的眼泪就会不自主地流下来，至今多少回都是一样，可怜天下老母心！
有时，母亲还是会送点好菜过来。
记得有一年冬天，天特别冷，母亲给我送来一罐子白箩卜炖牛肉，我整整吃了两个礼拜，越吃越有味道，至今回味无穷。
近三十年过去了，每每提到此事时，妻子说难以相信，妻子多次给我做白箩卜炖牛肉，虽说味道还好，但我总找不到当年的感觉，多少次尝试，但屡试不爽，我至今仍未放弃偿试。
到了大学，本来该是轻松多了。但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发生了两次天灾人祸，给母亲的打击巨大。
在我大二上学期，我姐姐，就是从小在我家长大的，嫁给我家老三的那个姐姐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留下一个不满百天的小孩，只好丢给我母亲带大。对于母亲来说，她不是走了一个儿媳妇，她是走了一个她疼爱的女儿，因为是母亲把我姐姐从几个月大，含辛茹苦养大的。姐姐的去世，不论是从心灵上还是从身体上，给母亲的打击不亚于一次唐山大地震。
一年半后，因为小孩的不慎，玩火时点燃了我家的一栋老屋，整整一栋全木质结构的老屋，保持了近百年的老屋，倾刻间化为灰烬。这对我的老母亲来说，又是一次很大的打击，好在几个小孩都逃了出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大学四年，我不负母亲的期望，曾两次获得三好学生，每次的奖励虽说不多，但对于母亲来说，那就是荣誉，就像当年我考上大学，是村里千百年来第一个大学生一样，母亲深深得懂得，一个人的荣誉、名声比什么都重要。
毕业时，大学领导找我谈话，说有一个指标，到鸡西矿院当老师，问我愿意否。我当然愿意，谁不知道，不到学校去就得去矿山，矿山有多苦？但母亲不同意，母亲说，鸡西太远了，在“鸡”的头上，几年才回家一次？于是我拒绝了一个对于我来说是极好的机会，我来到了本省的一个矿山。
二十二年后，我有机会出差到了鸡西，试图找一下鸡西矿院，据说是很多年前就搬往哈尔滨了，改为黑龙江科技大学了。内地的几个矿院改名搬迁我都知道，唯独不知道鸡西矿院也搬了，名字也改了。
毕业工作的第一个月，我拿的工资总共七十七块五毛，我记得拿出六十元寄给了我的母亲，我想母亲当时一定非常非常高兴，毕竟有一个在外面工作挣工资的儿子，对于农村人来说，这是一件多么体面的事呀。
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细哥”写信来说，母亲在家里吵吵闹闹，饭也不吃，觉也不睡，就是要人送她到我这儿来。
我工作的矿山是一个有着百多历史的老矿山，生产、生活环境非常差。矿山离老家有三百多公里，当年就仅来这儿一趟，就得花上两天时间。当然，现在，我开车回家的时间也就不到三个小时。
母亲到矿山时是秋天，气候凉爽，水还是有些冰冷。我安排母亲住在矿上的家属招待所，说是招待所，实际上就是几间宿舍。母亲每天除了和附近的老太太老爷爷说说话，就是给我洗衣服。给我洗衣服的，那是一双从我出生一直到成人都在为我洗衣的手，什么都没变，就是显得皮肤粗糙，斑斑驳驳，就像长在高山峻岭上松树的表皮。
过去这么多年了，当我想起当年母亲给我洗衣服的那双手的时候，就会想到为什么如今有的人，不是手上的皮，而是脸上的皮却比树皮还要厚呢？
母亲住在矿山期间，我没有一次让母亲看到我在矿山是做什么的。我不愿老母亲为我担心，不让老母亲知道，那时我要早上五点起床，穿着破旧的矿工服下至地下几百米深处去拖煤、打风镐、开溜子，一干就是十个小时；也非常不愿让老母亲毁坏她心目中大学生的形象，因为我们永远无法跟老母亲解释清楚大学生到底是做什么的。也许，在母亲心中，大学生，人数很少，很难考上，就像古代考状元吧，毕业后就是去当官的吧！
有一天，母亲突然掏出一个手帕小包包，拿出一百多块钱给我，说去买辆自行车吧，上班这么远。于是，我可以每天骑着自行车上班，那时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不多。现在呢，煤矿工区一个区长，有的已经是开着小车上班了。
一个月后，母亲吵着要回家。因为晕车，母亲没法坐汽车，我只好和一个叫连发的好朋友用自行车推着母亲到矿山附近的一个火车站，坐了近十个小时的慢车才到南昌，到达老家时已是第二天下午了，整整坐了两天时间。
在火车上，母亲说，毛毛子，老家人叫自家小孩时总喜欢在小名后带个子字，这么远，我不来了。
哪里知道，那一次以后，母亲真的没有机会再来我工作的矿山了。
自从母亲回家后，过了一年的时间，家里来电报，说是母亲身体不行了，住院了。当时我正在和我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一道洗衣服，我面色一变，马上动身回老家，妻子说要和我一道回去，我没答应。
很多年以后每每想到此事时，总觉得我犯了一个不可弥补的错误，为什么不让弥留中的老母亲看看她这个未来最小的一个儿媳妇呢？为什么让老母亲带着还想着还有一个小儿子没讨老婆这样的牵挂而离去呢？
我马不停蹄直接到达母亲住院的医院，母亲见到我很冷静，对我说，这下不行了。母亲还说医生告诉她肚子里的东西全坏了，可能不行了。母亲说回家吧，我说那就回家吧。因为大哥已经跟我说了，母亲年纪大了，开刀危险性很大，也许就会在手术台上离去。
大哥是医生，他应该懂的，我是相信他的。
多年后当我生活状况好一点的时候，我总是反问自己，当年为什么不去赌一赌呢，也许母亲会多活几年，也许就会看到她这个最小的儿子也有新房子了，也有小轿车了，最小的小孙女也上重点大学了，那才真叫欣慰呢！我一直追悔莫及。我想，大哥他们不同意母亲做手术，主要原因是经济问题吧！
我们用摇椅做成一顶轿子，用轿子把母亲接到家里。
在家里，母亲对我说，这次真的不行了，我说，妈妈您就放心好了，应该没什么事的，您看您平时不是也挺过来了嘛，这次一定没事的，即使有什么，也不要怕，过几十年，您的宝贝儿子还是会回到您的身边的，放心。
母亲，露出了最后的微笑。我和姐姐几个哭得不省人事。
母亲下葬时很热闹，尽管母亲去世时不到七十岁。
按老家习俗，逝者的上辈是不送葬的；除自己的配偶外同辈及非直属亲戚都扎白毛巾送葬，儿子辈穿白大褂孝衣，要披上稻草绳子做的孝帽，腰上还要缠上稻草绳，手上拿着实心竹子做的棍子，这是典型的孝子，披麻带孝。孝子一旦有没做好的地方，他人随时可以拿着棍子抽打孝子；孙子辈穿红孝衣，曾孙辈穿绿衣。
母亲去世时，已经有了一个曾孙，所以送葬时，身穿白色的、红色的、绿色的都有，从村子前门出发，绕着周边村子慢慢行走，每到一处有人住的地方，都有人用爆竹迎送，直至把母亲入土为安。
母亲走了二十一年了。
今天，儿子告诉您，母亲您放心吧，儿子一定会以您为榜样，教好下一辈，以有一颗善良的心影响一代又一代。
这就是我的母亲，她的名字叫邓振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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